《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经各代表团审议后，会议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因此，我们唯一可以假定的是，在进行三历程理论创新的时候，当他抛弃学术界所常用概念而进行新概念创制时，并没有进行细致推敲，从而导致了以下严重纰漏（先抛开苏先生新概念本身解释之间的不一致不说，抛开他的古文化到底是等于以上哪个时段不回答）：（1）错误地将原始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然而，我们在中国学术界，经常看到的创新却是相当随意的，所谓的新理论尤其所谓的新概念，经常游戏似地忽然跑出来。

我们来看看下述材料： 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辽宁朝阳发现的这一组红山文化后期的遗物、遗迹群（指坛、庙、冢等——引者注），是否反映了氏族社会的解体或开始解体，以及是否传达了文明的曙光或讯息。上述引文，古文化、古城、古国，1处概括为三个阶段，5处概括为三历程，其中4处还是与三部曲三模式联系起来使用的。同时，不限于中原、不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凡96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这也是我们选择它来做本文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本文讨论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时代背景下来考量。

问题是，这一学说毕竟是将近一百五十年前形成的。二是发现，作为苏先生学说的个别核心概念难以准确把握。违法性与违法阻却事由的有无。

狭窄界定的核心思想在于，并非与基本权利相关的一切行为都值得保护。[82] （二）基本权利内在限制与外在限制的关系 内在限制不是公权力作用的结果，它要么直接来自于宪法，[83]要么是不成文的，比如禁止权利滥用。（二）明确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独立价值 长期以来，德国、美国等合宪性审查实践较为丰富的国家，在针对基本权利干预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多将审查重点放在第三个阶段，而对有关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审查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因此，受教育权所对应的义务，不应包括其他主体不能干涉公民接受教育，而仅在于国家为公民受教育提供给付。

例如，根据德国基本法第8条第1款的规定，所有德国人均享有不携带武器进行和平集会的权利。这或许就是学者所说的规范领域愈宽，保护程度愈低。

对于法律上形成的基本权利来说，其保护范围是立法机关通过立法（主要是最高代议机关制定法律）确定的，可被称为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如果采取宽泛的界定思路，把任何在艺术场所发生的行为都视为艺术，就将得出该行为受艺术自由保护的结论。[36]自由类似于霍菲尔德所讲的特权，对应着无权利，即某人有某项自由意味着对方无权利要求其不行使该项自由。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也就需要经过正向界定和反向排除两个步骤。

[55] 参见前引[40]，Rusteberg文，第171页。因此，保护范围只能是权衡后的结果。国家通过立法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先要确定基本权利的核心，并围绕基本权利的核心形成保护范围，同时还要考虑国家履行基本权利保障义务的可能性。露天公共集会受集会自由的保护，但立法规定集会应在48小时之前报备，对受集会自由保护的正常集会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原有的集会自由的保护范围就被立法限缩了。

因此，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往往是消极的，并且针对所有的基本权利适用。[60]再如，我国宪法第41条在申诉、控告、检举权的保护范围中只排除了诬告陷害，而没有排除诽谤。

本文的写作目的不在于为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万能公式，而仅在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一种思考框架和讨论起点。同时，德国集会游行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有意举行露天公共集会或游行者，至迟应于通告前48小时，向主管机关报告集会游行的内容。

如果所有有计划、认真探求真理的活动均为学术，那么办案的警察岂不也是在做学术？故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文义解释：认真是指从自己的良知出发并且不断精进，有计划是指措施建立在一个可被理解的、符合规律的方法的基础上，探求真理是指与主题之间保持批判性距离，也就是愿意批判已经取得的成果并进行更新。[63] Georg Hermes, Art.10, in: Horst Dreier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and I,3. Aufl., Mohr Siebeck, Tübingen,2013, S.1167. [64] Wilfried Berg, Grundrechtskonkurrenzen,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2009, S.634. [65] 参见柳建龙：《论基本权利竞合》，《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34页。[9]随着干预概念外延的扩大，国家作出的间接地、事实上影响到基本权利的行为，[10]甚至对基本权利的行使构成威胁的行为，也都被视为干预。有必要将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限定为出版物，[67]以同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进行区别。参见前引[41]，Amado文，第12页以下。基本权利竞合是指基本权利主体对于同一个现实行为可以主张多个基本权利规范依据，它以基本权利构成要件的交叉为前提，从而引发了保护的叠加现象。

经审查认为，该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一旦有外力对气球进行压迫，气球就会向内凹陷，只要外力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就不会对气球造成破坏。

单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虽然有限，但所有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关联在一起，就能为公民提供一张严密的保护网。传统的干预概念强调国家作出的行为对基本权利造成了何种影响，审查的重点是该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直接性、最终性和法律形式性。

内部理论是通过内在限制否定外在限制，但实际上这两种限制是可以并存的。同时，应受尊重的第三方财产不仅包括私有财产，也包括公共财产。

对于气球而言，它的膨胀是有限度的。在某种意义上，合宪性审查的三个阶段，恰好对应于国家对公民承担的公法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74] Guiherme Augusto Azevedo Palu, Grundrechte, Spielräume und Kompetenzen: Eine Untersuchung formeller Prinzipi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Prinzipientheorie,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S.41. [75] Moritz Meister, Das System des Freiheitsschutzes im Grundgesetz, Duncker Humblot, Berlin,2011, S.32. [76] 参见前引[25]，Borowski书，第34页以下。对此，德国学者莱普修斯有过精辟的分析。

与事实领域的界定侧重于描述不同，界定保障领域主要通过价值判断。[60] 参见张翔：《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第111页。

因此，也有学者将内在限制称为保障限制，将外在限制称为保留限制。其二，导致越来越多的普通法律问题宪法化，甚至所有的行为最终都要上升到宪法层面，受到不必要的宪法权衡。

其三，导致宪法可预测性的降低和司法裁量权的扩大。此外，基本权利竞合还会增加基本权利审查的难度。

学界通常所讲的基本权利限制，更准确地说应当称为基本权利的外在限制。从住宅不受侵犯权不保护人身这一前提，无法推出国家没有通过搜查对基本权利加以干预的结论。总之，应否受到通信自由的保护，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存在通信的目的，即特定人之间思想交流的可信赖性，包括交流的内容和过程不受干扰。在合宪性审查实务上，区分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与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50] Jörn Ipsen, Ehe und Familie, in 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VII,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2009, S.438-439. [51]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页。[8] Friedhelm Hufe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2011, S.65. [9] 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II,29. Aufl., C. F. Müller, Heidelberg,2013, S.62. [10] Dietrich Murswiek,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die Dogmatik mittelbarer Grundrechtseingriffe: Zu der Glykol-und der Osho-Entscheidung vom 26.6.2002, NVwZ 2003, S.1 ff. [11] Christian Bumke/Andreas Vo?kuhle, Casebook Verfassungsrecht, Mohr Siebeck, Tübingen,2013, S.18. [12] Lothar Michael/Martin Morlok, Grundrechte,3. Aufl.,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2, S.240. [13] Rolf Eckhoff, Der Grundrechtseingriff, Carl Heymanns Verlag KG, Köln, Berlin, Bonn, München,1992, S.273 ff. [14] Gerri Manssen, Staatsrecht II,16. Aufl., C. H. Beck, München,2019, S.55-67; Daniela Winkler, Grundrechte in der Fallprüfung: Schutzbereich-Eingriff-Verfassungsrechtliche Rechtfertigung, C. F. Müller, Heidelberg,2010, S.96 ff. [15]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

这既说明限制并非权利本身固有的，而主要来自于外部，也说明限制更多是一种例外，且需要被正当化。[83] Michael Sachs, Grundrechtsbegrenzungen au?erhalb von Gesetzesvorbehalten, JuS 1995, S.985. [84] 至于为什么存在不成文的内在限制，黑塞的解释是，这里的不成文实际上是指不成文宪法。

其次，不在保护范围意味着无需进行是否为干预的审查，而不代表不构成干预。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法学家》2008年第1期，第13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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